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故乡构建初探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故乡构建初探 王一燕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ve place in Chinese life is beyond dispute and it has been a significant preoccupation of Chinese authors throughout history,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ve place still remain to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ve plac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its role 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native pla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mained an abstract notion without specific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the narrative focus was on the ‘native-place sentiment’ (Bryna Goodman 1995). It is a modern phenomenon that the native place appears as a local cultural space with ethnographic detail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ed for narrating China, although it can still be abstract and symboli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ve place is crucial in the project of national narration for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s it is often created as the nation’s cultural origin and authentication.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ve place and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fiction is paradoxical,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ve place necessarily differs in origin, an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Chinese authors are devoted to China as a cultural totality.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nativist aspirations to create distinctive local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abstract idea of a single Chinese nation. Furthermore, both the native place and national narration are intrica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endency of literary nativism, i.e. the belief and the practice that literary writing should focus on constructing the native place and that the narrative style should continue and develop the indigenous narrative traditions. In other words, PORT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1, January 2007 ISSN: 1449-2490 http://epress.lib.uts.edu.au/ojs/index.php/portal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 poetics is part of the politics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native place. The initial questions I shall try to answer include: How is the native place viewed and configured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hat kinds of local stories are generated as national tales and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native place in such narratives? Why do writers ‘write local but think national’? Why do national myths in Chinese regional literatures compete to identify with the central nation-state? 摘 要 “故乡”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际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文学中的 表述也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故乡的文学表述却有待于更为系统的研究。首 先，现当代小说中的故乡与古典诗词里的故乡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两者均可为 虚构，但前者更为实在，后者更为抽象。现当代小说着重于对家乡地域文化的 再现，古典诗词则更强调情感的意像与表达。再则，故乡的构建与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本土追求紧密相关，从前的乡愁与乡情虽在，但已与当今本土文学中通 过故乡再现民族精神及国民风貌大相径庭。本文着重探讨现当代小说中故乡的 文学构建，并力求回答当代文学与本土追求的相关问题，例如：现当代中国小 说中如何关注并建构故乡？现当代中国小说中产生了哪些以国族叙事出现的地 方故事？故乡在这些叙事中的作用与效果如何？作家为何往往“书写故乡而思 考国族”？为何中国地域文学中竞相创建国族神话并与国族中心认同？ 一、故乡构建及本土文学 故 乡 故乡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究竟何在？首先，故乡是中国社会个体及群体身份构 建的中心环节。美国学者顾德曼 (Bryna Goodman)在其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地方 会馆社团的专著中着重探讨故乡在上海移民群体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充分证 实了故乡在中国人身份构建中的重要性。顾德曼的研究表明从同一地方移民到 上海的“同乡”彼此之间在很多层次上有关系，虽然他们在来上海以前也许尚 未蒙面。同乡们在城市里，尤其在就业上互相帮助，形成关系网你来我往。共 同的乡音熟悉的语汇不仅使交流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因此有了有共同的身 份定义，因为共同的区域文化和语言决定了他们共同的“根本”。故乡作为本 土场域对于中国各地的移民来说是切实的身份认同的依据，是你来我往的重要 根基，同乡们在新的环境生活中的异同也是相互交流的重要话题。 1 1 （美）顾德曼 (Bryna Goodman) 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 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5 页。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 大约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故乡与现当代小说同步进入中国文学的语境，并逐步 成为了中国小说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及母题。故乡的建构可以说是中国小说的现 代性历史转折的标志。二十世纪初期故乡作为本土场域出现在现代小说里，随 后便一直在文学想象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茅盾、 张爱玲等的长短篇小说中，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表述使得故乡不仅仅是叙事的 背景，更为重要的是“故乡成为了叙事的主角”。 2 建构故乡在早期的现代小 说中至为重要，因为很多作家借助故乡的风土人情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或文化 观点。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声陈与批判，沈从文对文化怀旧的表达，到后来老 舍小说中着意于对民间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都是通过叙述故乡的民情风俗而 实现的。三、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里，共产党尤其鼓励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地 方特色，创建大众文学的本土故乡。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又 将这一理念用于促生“新”中国的国族叙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故乡更是 一步步成为文学中的本土场域，使得贾平凹等得以讴歌乡土中国，并令莫言之 辈追述国族阳刚。 故乡在现当代小说中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 为突出的一点是故乡以各种姿态 出场，既有超越现实和经验的内涵，也是实地的社区生活考察。故乡既可以是 乡间故里，也可以是中心都市；既可以是作者的原籍或其后来认作的他/故乡； 既可在地图上真实可觅，也可只是想象中的文化空间。小说中的故乡往往是文 化身份的起源、是作者文化现象的寻根的场所，因此它可以是作者称之为故乡 或者家乡的地方，可以是但也不必是作者的出生地，作者也许会称其度过童年 时光之地为故乡。它甚至可以指作者的籍贯或者老家，根本就不是作者的出生 地，但它往往是作者身份认同的在地，是作者选定其文化从属关系的场域。简 言之，故乡叙事建构是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文学现象，现当代中国作家往往通 过小说中虚构的故乡建构国族文化根源，并表达对故乡的渴念之情。二十一世 纪以来故乡的文学形象更是层出不穷，文学中的故乡依然蒸蒸日上。 文学中故乡的理念早已有之。可是，尽管思乡及乡愁的母题一开始就见之于中 国文学，尤其在古典诗歌当中，但是本土场域在诗歌的想象中只是抽象的概 念，而不是具体的地方。李白的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通过 对故乡的高度抽象而有力地捕捉到本土场域的实质，以至于时至今日仍然人人 咏诵。正因为思“故乡”的故乡指的是“家乡”， 而不是“家”，所以获得世 世代代国人的认同。根据唐小兵之考，历史上 早使用“故乡”或者“故土” 这一概念的文本可追溯到汉代始皇帝刘邦的《大风歌》。据司马迁《史记》里 的《刘邦本纪》所录，刘邦既有衣锦还乡的骄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振海 内兮我归故乡”，也有离乡背井的感叹：“游子悲故乡！”。唐小兵认为刘邦 的诗句奠定了汉文化的情感方式，促成了汉民族常常共有的远离故乡时的悲哀 惆怅，另外，汉唐以来，“故乡的形象及观念恰好无疑地表达出原始的情感结 构，通过唤起忧郁的乡愁，以至于将情感上升到具有寓意的形而上学的高 度”。 3 简言之，唐小兵确认乡愁实际上是中国诗歌建立在抽象的故乡理念上 2 Jeffrey Kinkley, ed. Imperfect Paradise.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rwai'i Press, 1995, p. 4. 3 Tang Xiaobing, 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4 的一种情感表达的原型。 民国以前的小说中，虽然故乡有时也在不经意的场合下偶尔出场，但是几乎没 有对故乡文化地理特意的描述与向往。故乡作为本土场域编织在文学的想象中 只是当现代小说在中国产生以后的产物。由于故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殊 性，唐小兵在寻找“故乡”这一理念相应的英文表述时，斟酌了许多说法，比 如“home”(家园)，“hometown”(家乡)，“my native place”(我的出生 地)，等等。 后唐小兵认为“the native land”(本土界地) 更为确切，因为 它抓住了故乡理念的文化根源和乡愁的双重意义。 4 可是我认为“the native place”(本土场域)更为恰当，“本土”一词当然直接与“文学的本土性”相 连，而“场域”一词则含义宽泛，涵盖了故乡文化起源的多样性，适用于各类 本土界地，无论所涉及的“地方”是村落乡间，抑或是乡镇城市。本文将在下 文进一步指出故乡虽然常常以乡村的风貌出现，但城市作为故乡却也是不应忽 略的,“城市”与“乡村”同样是“故乡”。 海内外的中国文学评论迄今为止却完全忽略了小说中城市作为故乡的文化身 份，一提故乡，学者们想到的便是乡村，尤其是乡土文学里的山村水乡， 多 可以是“边城”、“鲁镇”之类的乡镇。其实，从现实到意象，城市，即便是 中心都市，对个人的文化身份而言同样是故乡，因此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化意 义。中国城市历史悠久，有独特的地方语言及文化传统，很多小说作品正是借 助于城市文化的种种背景来探究个人的文化身份的。比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 和西安就是比重相当的故乡，老舍的北京城与李锐的吕梁山村都是其人物土生 土长的家园。同样，正如乡村之间有别，城市与城市也不宜按在研究本土场域 的文学建构及其与地方和国族身份的联系时也应该考虑城市作为故乡的本土 性。比如上海和北京，尽管都富有国际性，但又各具自身的地方和本土色彩， 文学构建中的北京与上海自然是大相径庭的。王朔的北京与王安忆的上海从语 言到食物到人物心态至文化氛围完全不一样，北京的胡同及单位里的大院与上 海的弄堂俨然不是一回事。再有一点，上海的地方特色恰恰来自于其都市化及 国际化的程度，尤其对“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是这样，上海也因此成为上 海作家所倾心描写的故乡家园。卫慧的《上海宝贝》便以类似的方式表现了上 海地方性的内在的矛盾统一：上海既是国际都市，同时又是上海人的本土家 园，是充满了文化记忆的故乡。 众所周知，鲁迅在二十年代编辑首部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的时候为“乡土文学” 定名。但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对乡土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分类导 致了对此类文学作品政治性的特别关注。因此，尽管很多学者研讨乡土文学和 寻根文学作品时也常常从各方面触及文化空间的意义，但是现当代中国小说中 的故乡乃本土场域的作用却远远未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比如说， 李欧梵强调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是对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背 2000, pp.74-5. 4 Tang Xiaobing, 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74-5.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5 叛，寻找文化本源的需要反映了对另类意识形态的需求。从四十年代开始，共 产党长期便自称是深知中国大众心态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权威，寻根文学对官方 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是通过对乡村家族族谱的地域性文化传统的求证来实现 的。 5 罗马丽·哈登 (Rosemary Haddon) 认为“我们应当承认乡土文学及其主 题是与乡村的文化寓意紧密相连的。这些概念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 的，但均与农村及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关。 6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在研究沈从文的作品时指出沈氏一往情深地反复申述湘西是真正美好的中国所 在，《爱丽丝在中国》中的表述尤甚，以至于有“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之 嫌。 7 这些学者们的意见当然各有千秋，但至少在对小说里的故乡的认识是貌 离神合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中国文学中的故乡是乡下农村，城市可以忽略 不计，城市与文化寻根的关系似乎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 文学批评中的城市盲点显然也在于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中国 的现代化始于城市，城市是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的端口，是城市的现代化引 发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全方位嬗变。因此，城市往往不是 为明显的中国知识 分子个体文化寻根的场域。同时，一些富有影响力的有本土倾向的作家生长在 农村，例如贾平凹与莫言在感情精神上并非能够或愿意真正与城市文化水乳交 融，尤其是与市民文化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们的怀旧与寻根往往是在记忆里 找寻少年时代的村落。当然，忽略本土场域的城市构建，也与许多作品关注 “乡土文化”，认为乡土文化乃中国文化传统正宗有关, 结果是乡下、村镇垄 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地的表述。再则，中国社会的传统使人们相信“以农为 本”是中华民族的根基，那么，中国的国族身份自然也应当是以农业为代表 的。因而迄今为止年年的国庆装饰都少不了“大丰收”的主题，新年的庆典， 贺岁的彩灯都往往是农民丰衣足食的欢乐景象。问题是，中国的许多城市历史 悠久，现当代中国文学中许多文本也将都市作为本土场域，因此，文学批评应 当重新审视城市文学，不应当对城市-故乡的表述视而不见了。 文学的本土性 为了便于更为系统全面地探讨故乡的理念及本土场域的建构，本人在此提出 “文学本土性”的理念与同行商酌。首先，“本土文学”能够超越“乡土文 学”与“寻根文学”的局限，让城市文学进入并丰富扩大文化寻根的文学批评 话语。同时，“文学的本土性”包含致力于建构本土场域的信仰和实践两个方 面。很多作者不仅在主题上寻求地方文化空间的再现，往往也将叙述风格和手 段尽量“本地化”采用“本地”叙述策略，包括形式，风格，描述，叙事背 5 Leo Ou-fan Lee，1993, ‘Afterword: Reflections 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61-83. 6 Haddon, Rosemary, 1994, ‘Chinese Nativist Literature of the 1920s: The Sojourner-Narrat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8 (1 & 2), p. 99. 7 Jeffrey Kinkley, ‘Shen Congwen and the Use of Region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 (2) 1985, pp. 157-83.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6 景，语言以及其它特色以追求富于地域风格的叙事传统。文学的本土性可以概 括为如下表现：文本主题旨在构建本土场域；叙述风格尽可能(重新)开创“本 土”叙事形式；在追求“本土”传统时表现出对异国文学传统的意识。 带有本土倾向的叙述策略可以属于，或者衍生于“在地的”叙事传统。许多作 家，如汪曾祺、贾平凹等，避免叙述语言的欧化，也尽量排除“毛语”的痕 迹。本人提出文学的本土性不是就一部小说或一篇散文的风格而言，也无意于 将作者归类为称作某种“流派”，而是着意于提供一个新的有创见性的分析框 架，以便系统地研究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真真切切的故乡热土，可触可摸的 本土意识。文学的本土性因此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可以谋求的写作立场，用来辨 别、比较、讨论作品在本土意识方面的共同属性与差别。笔者希望以此将文学 作品的本土性与本土场域的构建结合起来，并以此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殊的 文化政治过程，即现当代中国小说如何在构建在地的文化身份时借机参与国族 叙述，同时也尽量表述文本自身的本土性。 具体说来，如果文学的本土性包括主题和叙述风格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沈从 文、老舍、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作品堪称典范。鲁迅、阿城、李锐等人的作 品本土性也很强，但其作品的本土性严格说来只是部分的而不是全方位的，因 为，虽然其作品的主题包含了极大的“本土关怀”，非常专注地以“中国特 色”建构故乡的本土场域，但是从风格上讲，他们的写作从其它传统中借鉴了 很多叙述策略，因此他们的叙述风格基本上是外来的，非本土的。金庸的武侠 小说，二月河的通俗历史想象，及其类似的章回历史小说等等，属于“部分” 本土文学的另外一类，即叙述风格的本土回归。他们的小说使传统白话文小说 得以重生，尤其是再现了中国小说与历史叙述之间的高度互文性。遗憾的是他 们的通俗历史想象无意于创造本土场域，故乡也好，国族也好，并非关注的焦 点所在。因此，笔者将其归属于“部分本土性文本”。笔者在此也顺便说明， 由于本人目前关注的是现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本土场域构建，因此武打小说，历 史小说，戏剧，电影，诗歌和其它类型中的文学本土主义和本土地域的创作均 未在此讨论。 本土主义运动，无论目标是政治独立还是领土主权，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前提， 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取决于对外族强势的认知。文学上的本土意识也是如此， 不可能与生俱来，而只能在接触谙熟异国文学传统以后，在文化之间的相互作 用下产生发展。当然，跨文化交流往往也是帝国强权，殖民统治，或全球化影 响带来的结果。缘此种种，文学本土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间接 产品，文学本土主义是对文学创作、生产、消费、阅读国际化的一种反应，也 是文化国族主义的必然成分。如同国族主义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发挥了主要作用 那样，文学本土意识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近十年，也是一个重要 现象。相对于中国作家日益书写“地方”而思考国族身份与国际政治来说，文 学本土主义也日益成为一个对全球化过程的具自我意识的回应。无论是作为对 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反动”行为，还是回应他者或异族带来的威胁，在大量当 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文化空间的建构，如阿城、韩少 功、贾平凹、莫言、苏童、陈忠实、阿来、王安忆等诸多人。与此同时，他们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7 的作品探究国族问题时也表达普遍的人类关怀，这样的探索是通过对故乡的追 忆叙述实现的。笔者希望在此通过分析现当代中国文学有代表性的文本，深入 观察本土写作使用“故乡”表述地方文化空间的现象，从而设立文学本土主义 的框架，以检验中国文学中的本土性。 在文学本土主义的模式内可以同时检验许多同源术语：“乡土文学”，“寻根 文学”，“新写实小说”，“市井文学”，“地域文学”，“城市文学”甚至 一些“实验小说”。在这里“城市文学”的作品需要进一步解析，尽管有些城 市文学的叙事背景是市井中心，但城市文学，尤其是近期的一些作品，主要关 注当代城市生活的“现代性”，而不是将城市作为故乡家园的所在地，例如邱 华栋近年来的一些作品。 8 如同李洁非所言，城市文学决定性的特征在于其对 商业活动和白领工人的生活方式的张扬，其作品描写出使城市居民彼此间变得 日益陌生的当代城市氛围。 9 但城市文学的文化空间是多元的，有跨国性的， 甚至有时也不排除地域性、乡土性，比如前文提到的描写当代上海的小说。罕 瑞·弗豪（Heinrich Fuehaul）认证城市文学中往往张扬“市井异国情调” (urban exoticism)，同时将异国情调赋予当代跨国跨文化的城市经验。 10 文学 本土主义在“市井文学”中表现相当强烈，本地文化空间成为叙述的要点。老 舍的北京题材可以视为一个很好的市井本土主义的例子，邓友梅笔下的北京和 冯骥才笔下的天津也是如此。市井文学的共同之处是致力于地方文化的重现， 甚至到了迷恋地方文化实践的地步。 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取向决定了政治对文学形成了全面的宏观控制，无论作家们 是顺应时势还是抵抗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往往根据历史的进程来观察分析 文学作品。跟随政治和历史的时段划分的结果是，作品之间、不同写作风格之 间的有机联系被疏漏忽略了。文学本土主义的框架不受历史进程的囿限，能够 跨时空地同时检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但均以故乡为本土场域的不同文 本。 中国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宏观认识现当代文学的大潮，非常关注地域身份 和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地域文化的研究今年著述甚丰，“本土写作”的术语 也应运而生，成为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语汇。一九九五年陈晓明编辑出 版了《中国新本土小说精选》，在前言中陈氏强调指出作者自身主体定位的重 要性造就了在后殖民背景下本土写作的必然性，后殖民写作时本土文学和乡土 文学的差异有两个重要因素，即作者想象中的观众和作者对观众的态度。陈晓 明认为，本土写作侧重国际观众，而乡土文学则为国民观众书写他们喜爱的田 园主题，因此 能代表乡土文学的作家是刘绍棠和孙犁。陈氏将文学本土主义 视为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指出在 1980 年与 1990 年间的中国本土写作在自我 8 邱华栋：《都市风情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9 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版，第 56、76 页。 10 Heinrich Fruehauf, ‘Urban Exoticis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33-64)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8 导向和异国情调之间摇摆不定。在编辑《中国新本土小说精选》时，陈晓明努 力让这两种倾向互补，中国农村生活因此能够“通过细读表述中国与西方发达 国家的绝然不同”。 11 仔细观察他遴选的十篇文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陈 氏欣赏本土场域的封闭式的社群建构，“本土”由此变为“原始”或“乡村” 的同义词，与西化、启蒙及现代化的所有影响形成强烈的比照。同时，在叙述 语言和叙述风格方面，这些选篇也极少表现出对地方色彩的关注。不过陈晓明 倒是付诸很多篇幅来讨论本土作家采用的语言策略，（跟很多学者类似，比如 说李欧梵）发现了背离毛意识形态的倾向，但他并未强调叙述学意义上的“本 土”特征。 12 丁帆作序并编辑的十六册《新时代地域文化小说》系列时留意到中国当代文学 地域文化身份日益密切的关注，并将此归于中国社会近期文化嬗变和经济全球 化的结果。他认为中国过去的乡村文化话语和现今中国都市生活之间有一种文 化滞差，并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混乱，因此很多作者关注书写传统 乡村和现代市井之间的裂隙。对丁帆来说，这些作者对构成地方文化身份的内 容非常清楚。笔者认为这些作者同时也在表现出对本土场域的关心，而这无疑 是对跨国国际都市化的回应, 因为日益增显的全球化因素业已唤起了对家乡和 文化根源的渴望之情。丁帆的立场认可了选集作品中的地域性，但他没有明确 指出，更未强调中国文化意象中的关键是在国际背景下的本土、地域和国族之 间的种种联系与断裂。 13 从地方小说到国族身份 表面看来本土写作倾向于关注乡村社会或者市井民间文化，似乎并非与建构现 代国家的进程直接相关, 然而，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中心与地方，乡村 与城市的明确二元分立正是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意识到这样的二元性是现代 国族叙述中至关重要的。只有当城市，精英，现代及中心变得势不可挡，才能 产生与之对立的因素，即对乡村、大众、传统和边缘的需求。中国本土写作中 的思乡、乡愁，乡村和市井的民间传说，对“劣根性”的揭斥和隐匿等等，都 11 陈晓明编：《新本土小说精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12 尽管笔者不同意陈晓明的某些观点，其文《本土主义的神化：一个不断被发现的叙述》 （《中国新本土小说精选》序言）对文学本土主义的评判见解深邃，于笔者启迪甚大。陈氏所 选的十篇本土小说是：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阎连科《天宫图》，万方《杀人》，陈源斌 《万家诉讼》，刘醒龙《凤凰琴》，葛安荣《花木季节》，熊正良《红锈》，王彪《欲望》， 吉慧《黑色季节》，张继《流水情结》。这十个短篇小说都写的是乡村里农民生活的悲惨与不 幸，距当代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极其邈远。即使偶尔有一点现代性的痕迹，也常常是用来突出 乡村在时空上与世界的遥远。 13 丁帆的十六卷《新时代地域文化小说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版) 收入下列小说：周大 新《紫雾》，张国擎《古景一柳》，尤凤伟《金龟》，杨争光《赌徒》，阎连科《欢乐家 园》，彭见明《野渡》，刘醒龙《黄昏放牛》，林希《天津闲人》，赵本夫《孔穴》，叶广苓 《风也潇潇雨也潇潇》，王祥夫《永不回归的姑母》，邵振国 《日落复日出》，李宽定《良家 妇女》，李贯通《鱼渡》，金学种《寻找鸟声》，阿成《胡天胡地胡骚》。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9 是在文学的臆想中建构中国，对过去和本土地域选择性的记忆与诉求常常被用 作策略来缔造身份和再现想象中的社群。 14 与此同时，各种政治力量为自身的 利益也多方利用国族故事，通过本土文本来障显与“历史真实性”的本源衔 接。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一直下大功夫操作群体国族记忆, 精心制 造并维护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黄土高原的中华文明本源神话。以陕北作为“本土 场域”的在地“证明” 党乃国族，并由此增强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民族代表的 合法性。 15 一方面，故乡的再现及创造本土场域与叙述中国的联系非常紧密，中国文学中 的地域性似乎只是用来表达更为“真实”的，“中国”的国族身份。另一方 面，叙述中国也意味着将“中国”置于“真实”的本土场域，即作家本人非常 熟悉的故乡热土，这也是故乡的再现对中国作者和读者都不胜引人之处。显 然，“中国”的在地，个人的故乡，在文学想象中会因人而异，取决于作者本 人的文化身份及区域认同。在当下紧锣密鼓的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学当然会 迫不及待地讲述地方故事并以此建构国族身份。笔者认为，与本土文学 为相 关的问题是文化中国到底如何定义？许多学者认为，文化中国的终极表现是 “文化中心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的国族忠实其实是对中华文明精英文化 的忠实，而不是对国家的忠实。 16 同样，中国本土文学也不以设立地方特色为 目的，地方文化身份的构建只是手段而已，并且该手段也不用来达到与国家或 中华文明的分离。恰恰相反，创造地方是为了为了加强与国族的认同，为了通 过张扬“本地”与国家权力中心的文化历史相关性从而申诉当下的政治经济相 关性。早期的现代中国文学中，本土地域的构建常常用来给国民性定义，尤其 是展示负面的国族特征以唤醒国民富国强兵。 17 故乡作为地方身份的文学再现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这种原初动机的附产品。近几十年来，本土场域的创作似 乎已“习惯”性地与国族身份相连，以至于中国范围内少数民族作家的本土写 作也是如此，诸如张承志描写中国穆斯林在国家强力压迫下受苦受难的小说， 18 以及阿来的描写藏族部落争战的史诗， 19 均与 “中国”的概念紧密相连，而且 至少是在表面上忠实于主流的国家学说的。当然，此类现象也有可能是囿于时 14 例如，拉美国家的文学曾使用叙述策略将现代国族国家在大众记忆中勃兴起来然后奠定了国 族身份，见William Rowe and Vivian Schelling, Memory and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Verso, 1991)。 15 Edward Friedman, ‘Reconstructing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 Southern Alternative to Mao-era Anti-imperialist Nationalism’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 vol. 53, no. 1, pp. 67-91. 16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 E. Sharp, 1996, pp. 1-30; Joseph R. Levenson, 1971 ‘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Joseph R. Levenson, ed. Modern China: An Interpretive Anth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71, pp. 53-68. 17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 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心灵史》，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 19 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0 局自我审查的结果。 “叙述中国”很久以来都是本土写作切实的、重要的动机，虽然不是唯一的动 机。但是作者们的本土经历显然各不相同，这必然意味着中国国族的情感核心 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传统被设定在不同的区域。在叙述中国的长期过程中， 各类国族故事的创生、再生和置换也是时势所需，小说中虚构的国族身份必须 随时尚繁衍变化才可能为读者接受。尽管如此，无论“中国”被如何设定，无 论国族身份设立在乡村还是在市井，叙述中国必然是讲述中国文化传统，而传 统又需要建筑在本土场域，即故乡之中。 虽然中国大陆、台湾及中国海外侨民在本土写作上存在种种差异，本土小说依 其创造本土场域的形式、意图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故乡设在江南小镇， 意在如鲁迅、苏童和韩少功等人那样掘显国族劣根性的小说；第二类，象沈从 文、张承志那样表述中国边疆国族异趣的小说；第三类，类同老舍、邓友梅、 冯骥才那样专注市井大众，再现文化精粹的小说；第四类，承接或对抗中国共 产党官方的本土场域神话，而将故乡设在西北山乡，张扬国族刚毅特质的小 说。 二、现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本土场域 鲁迅——江南小镇与中华民族劣根性 鲁迅短篇小说中的两个小镇，鲁镇和未庄，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出现就赫赫有 名。鲁镇是鲁迅许多知名小说中的叙事场景，如《祝福》、《孔乙己》、《故 乡》等，《阿 Q 正传》正是在未庄发生的故事。鲁镇和未庄的雏形取材于鲁迅 的家乡绍兴，可是，尽管这两个小镇无论从当地景观、食品、语言到风俗、民 间信仰及其意象手法，江浙特色随处可见，但它们代表的并非“当地”的景 观，鲁迅也完全无意于再现江南水乡的罗曼蒂克。相反，鲁迅急于捕捉的是中 国国族特质，国民的孽根性，因此鲁镇和未庄便成为“中国”社会愚昧黑暗停 滞不前的整体表述。 鲁镇未庄是普普通通的江南村镇，镇上居住着无知、无助但又顽固保守的人 们，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正是如此，鲁镇未庄及其居 民成为了鲁迅民族特性小说天然的组成部分。鲁镇未庄的本地特征是通过本地 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其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民族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来表现 的。所以，虽然是同样的女人们在河边闲聊，男人们在酒店里喝酒，国家的政 治事件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极大，而他们对全国性政治事件的曲解或误解往往突 出了自身的愚昧与无助。由于传统价值在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 此鲁镇未庄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永远成为具有负面色彩的“本土”。 六十年后，南京作家苏童的中短篇小说在江南塑造了另一个故乡：枫杨树村。 与鲁镇和未庄一样，枫杨树村并不完全是农村，因为据官方的居民登记，其人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1 口主要是“市镇居民”。枫杨树村的居民冷漠自私惰性十足，现当代中国社会 的政治变动的喧嚣对村民的心态和生活毫无影响，小说尽其可能地削弱被害者 与迫害者之间的差别，使其人物性格比鲁镇未庄的居民更为可憎可恨可怜。枫 杨树村居民互以为敌，整个社区敌意弥漫，以致于冷漠乃为美德。他们也毫无 罪恶感，道德良心更是天方夜谭，自然也不会产生绝望之感或怜悯之心，生存 便是存在。苏童尤其擅长模糊历史背景，用朦胧的叙事时间来使叙述者安全潜 匿, 大程度地做“疏离化”描述，枫杨树村因此成为苏童精炼地表陈和揭露 中国劣根性的本土，是当代文学中 为可恨可憎的故乡。 韩少功是又一位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入批判的作家。跟鲁迅和苏童相似， 韩少功也造就了一个南方的乡村——马桥，只是马桥村在湖南，居湘江之侧。 马桥村也是在韩氏的作品中多次出场，逐渐成为韩少功文本中的故乡、本土的 原型。韩氏的名篇《马桥词典》以字典的形式通过逐条纪录解释马桥当地的关 键词汇实录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马桥村民的自私、封闭、保守、愚昧表现得 为突出。作者明说他是在给马桥村作传，也确实成功地建立了“客观的”人 类学意义上的马桥地方志。 20 韩少功的湖南马桥显然不只是马桥村而已，也是 再现民族特质的原乡。更值得一提的是《马桥词典》大张旗鼓地与官方多年倡 导的国族神话背道而驰，面向南方，在背弃黄土高原的同时也揭露吃苦耐劳的 中国国民的封闭自守。 当然，国民劣质的所在地并非局限在中国南方。这种以批判精神为主导，以各 处乡村为在地而进行国民特质探索的作家、作品数不胜数，笔者较为熟悉的就 包括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徐坤的《女娲》、莫言的《丰乳肥臀》、阎连科 的《流水行云》等。 沈从文——国族边疆与异域情趣 沈从文是另一位在建构文学本土场域方面有深远意义的现代作家，其作品“将 中国描绘为年轻而生机盎然的土地”， 21 在现当代文学中是屈指可数的。沈氏 的村民活泼生动，诚实真挚，可爱纯朴，他的叙述语言也别具一格，混合了当 地民歌民谣与多种方言。湘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在此土生土长的沈从文认定 远离汉文化主流及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疆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鲁迅 小说中的叙事人要么是哑然不语要么是心情沉重，不开化的村民要么是愚昧混 沌要么是走投无路。相比之下，沈从文的叙述人与村民之间情感接近，而这种 亲近又使沈氏的湘西本地小说展现了一种对土地的热情，以及对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群与其文化的热爱。沈从文可以说是探索国族“边缘”与国族“内 涵”关系的先驱，其后继者众多，如阿来，贾平凹，汪增祺，张承志等等。莫 言若以其红高粱系列及其他构建山东高密村的文本为代表也可以归类其中。这 批作者的作品，无论是叙述者、人物、叙事语言和叙述策略，无不与本土场域 有着紧密的联系，故乡的土地、民俗、人生、鸟语都在其文本视野之内。 20 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年版，第 68 页。 21 Jeffrey Kinkley, ed. Imperfect Paradise.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rwai'i Press, 1995, p. 1.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2 老舍——市井大众与民族精神 老舍是北京本地人，其作品关注的是北京穷苦市民的生活及市民的大众文化。 老舍的北京是普通市民的“老北京”，与北京作为首都乃精英汇聚之地并为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明显的距离。老舍作品的描写重点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 方式，使用的语言是远离书卷的胡同口语。北京对老舍说来是市民的故乡，北 京市民才是北京的代表，胡同是他们生活的环境，而并非文学故事中可以随意 替换的背景。老舍的文本的本土性与国族主义话语的联系是不经意的，但又是 紧密相关的，因为北京对北京人而言既是家乡，又是首都，家与国方位上的重 叠使北京的地域身份双重，也使位居国族中心这一图景变得错综复杂，但老舍 的北京以“土”为本，方寸夺定。 一九八十年代，北京和天津的市井传统成为“市井生活文学”的主题，形成本 土文学的另一趋势。邓友梅的北京、冯骥才的天津将中国北方的市井文化用浓 郁的有地方色彩的描述再现，回应了老舍早年的北京市民小说。 22 这些作家的 人物是不讲普通话的，他们说的甚至不是北方话，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或天 津话。邓友梅冯骥才表述传统的中国市井文化应当被看成中国当代文化寻根的 一个有机部分，因为他们探求了中国城市文化的市井传统，是与乡村寻根小说 并驾齐驱的。与集中表述乡村的作者们一样，关注市井生活的作者们也有意识 地揭开市井传统和国民心态之间的联系。邓友梅和冯骥才的作品与老舍一样都 饱浸地方语言风俗特色，然而不同于老舍的是，邓、冯的小说玩味已然消失的 世界，幻想地方文化传统的回归。 官方意识形态与本土场域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将自身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且意识到设定本土场 域为其提供合法的文化身份的特殊重要性。虽然在建党初期曾大张旗鼓反传统 反封建，但其目标是建立新中国，因此也名正言顺地用乡村意象代表民族国 家。抗战八年，共产党的基地在陕北延安，但从那时候起其宣传机构就开始注 意如何将地方特色融入国家话语。不过，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己作为 国民利益及民族精神的代表，为中华民族的国家本源而建构一个符合中国共产 党的目标的场域因而成为理论家，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的重要任务。 由于现今的陕西省是古代秦国在地，秦始皇有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因此多年 来官方话语中的中华文明的原乡一直只有陕西，如同中国共产党元老夏衍一九 八六年在评论电影《黄土地》和电视系列剧《河殇》时强调“陕北黄土高原是 中华民族的摇篮”。 23 显然，陕西文明起源说有助于共产党与秦始皇统一中国 的目标认同，以便中共称颂秦始皇用武力消除异己统一中国的历史，为自己的 22 金汉、冯青云、李新宇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第 526-529 页。 23 Geremie Barmé and John Minford, eds. 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New York: Blloaxe Books, 1986, p. 260.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3 政治目的服务。爱德华·弗里曼 (Edward Friedman) 研究中国国族身份认同时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时代一再申明自己是华夏子孙，其祖先两千 年前于黄河流域建立了华夏文明，通过长期对外族的抵抗与兼并，使中国得以 发扬光大”。 24 陕北地区在三、四十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因此中国共产 党本身的历史也巩固了陕北作为中华民族诞生地的神话。爱德华·弗里曼还进 一步证实中共官方 为偏爱的民族性格特质为“自我牺牲，勤劳勇敢”，具体 表现在陕北农民在穷山恶水的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争斗精神。 25 中国共产党本土 场域的意识形态延续多年，对中国好几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作 家很难超越共产党的本土观念，通常只是在二元的悖论之间选择，不是认同就 是对抗中国共产党对国族本原神话的诠释。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尤见作家们对 共产党提倡的本土场域的颠覆。直到如今，虽然考古发现已经多方证实现今中 国土地上曾经有着多元文化的各种渊源，但官方国族话语中的中华民族起源仍 然限定在陕西。 四十年代赵树理和丁玲可以说是遵循党的指示， 早将中共领导的革命与农村 和农民与文学结合的作家。 26 两人均在作品中将北方农村描写成共产主义革命 的在地，让普通农民在村子里诞生成长为革命英雄。尽管出身富裕之家，念过 高中，赵树理却遵从党的指示制造了自身从农民到作家的神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赵树理更是顺时应世，继续创作农民革命故事并逐渐转向书写农业集 体化的过程。当然，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作家比比皆是，他们积极创作反映 新中国的文学作品，书写农村新生活，创造出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 五十年代的政治场景要求小说必须描写土地改革展显乡村的阶级斗争，这也是 共产党统治下创造新中国本土场域有效的政治方针，其效应在几乎当时所有的 小说中都可见一斑，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周立波的《暴风 骤雨》(1949) 和《山乡巨变》(1958)，柳青的《创业史》(1960)。直到文革结 束，很多作品仍然致力于描写农村社会的阶级斗争，相信表现农村 能够忠实 表述社会主义中国的本土构建。浩然的作品首屈一指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倡导 的本土写作传统，把当时意识形态下的农村阶级斗争叙述推向了极致。浩然 为知名的两部小说《艳阳天》(1964-1966) 和《金光大道》(1972) 均致力于描 写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农村景色，是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下本土写作的典型文 本，其间日常农村生活大都是集体活动，个人的主体性几乎泯灭，北方农村的 民风民俗成为负面传统被统统根除。 一九九三年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将中国共产党的国族起源神话发扬光 24 Edward Fried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New York: M.E. Sharp, 1995, p. 90. 25 Edward Fried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New York: M.E. Sharp, 1995, p. 330. 26 Yi-tsi Mei Feuerwerker,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4 大，中国现代革命史再一次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展开。故事发生在陕北农村白鹿 原，书中很多人物基本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原型，是代表某种政治 观点、派别或文化价值的符号。两个 为典型的人物是白家家长农民白嘉轩和 乡间儒士朱先生。为家族延续香火，白嘉轩连续结婚七次，因为白嘉轩阳刚过 旺，六位前妻无力承受他巨大的阳具，均在婚后一年之内死去，并无子嗣。第 七夫人命大，因为是朱先生的女儿，为白家生下三儿一女。大陆评论界普遍视 《白鹿原》为国族史诗，代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的回归， 赞扬之声不断。的确，《白鹿原》从白鹿两家同根同源的家族史再现了中共产 党与国民党的半个多世纪的政治争斗，并以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方式理想化地延 伸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白、鹿两家上下几代亲亲戚戚、男男女女之间的恩恩怨 怨展现出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历史、意识、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白嘉轩的 阳刚之巨既是族长力量的神秘，也是中国种族强盛的象征。《白鹿原》表现了 土地和国族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代 为需要 的合法性，也重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编织的神话：陕西是现当代中国 国族的本土场域，也是中华民族正宗祖壤。《白鹿原》可谓是共产党所规定的 本土场域中的国族寓言范本。 就来自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和西藏的作者书写“西部中国”的现 象，朱红在评论中指出：“中国西部作家在目前 为引人注目，他们代表了真 正的地域描述，在表现西部贫瘠荒蛮的同时，也歌颂西部地区的自然力量及和 美纯真。西部小说反映了当下社会变化引发的各种冲突，迥然不同地描写中国 人自己。小说在表现历史的忧郁及沉重的同时，更为成功地描绘了富有生机顽 强为生的男男女女”。 27 如果将朱红的评论与故乡描述联系起来，可以清楚看 到《白鹿原》为现代中国创造原属本土场域的目标及过程，便也可以理解这部 书获得一九九五年茅盾文学奖、作者陈忠实被任命为陕西作家协会主席的因 由。 三、结语 现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故乡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故乡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从前的 乡愁与乡情已被当今本土文学中再现的民族精神及国民风貌所取代，游子思乡 的当代表述是把故乡构建成有血有肉的文化在地，成为民族国家的本土根源。 尽管故乡的概念仍然可能是抽象的并具有象征性的，故乡成为富有人类学意义 的地域文化空间只是现当代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与叙述中国的需要密切相关。 故乡作为本土场域对现当代中国小说的国族叙述至关重要，因为故乡往往被理 解为鉴定国族文化的本源。与此同时，本土场域与中国小说中的国族表述之间 的关系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本土与本源必然不同，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作家 27 Zhu Hong, ed. and trans. The Chinese Western: 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8, p. ix. PORTAL Vol. 4, No.1, January 2007 Wang, Yiyan Literary Nativism, the Native Plac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5 把中国归为同一文化整体。本文通过对“故乡”的文本表述分析探讨了现当代 中国小说中的本土倾向以及国族叙述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小说中 的本土意识表现在内容与主体上对故乡及本土的关注与建构，在形式上延续并 发展本土的叙事传统。也就是说，叙述方式也是建构本土场域政治的一部分。 故乡与国族叙述是文学本土意识两个不同的侧面，文学的本土意识表述则是本 土与国族的必然联系。 参考书目 Barmé, Geremie and Minford, John, eds. 1986,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New York: Blloaxe Books. Feuerwerker, Yi-tsi Mei, 1998,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itzgerald, John, 1996,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Edward, 1994, ‘Reconstructing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 Southern Alternative to Mao-era Anti-imperialist Nationalism’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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